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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章 美国金融改革与中国金融监管(下)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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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郎咸平:对。所以我们国企老总变成怎样?变成一群可恶的人,人人厌恶的人。为什么?因为他只想赚钱,他就想,我当国企老总,辛苦这么一辈子,才赚那么少的钱,太不公平了。那我请问,美国上市公司的哪一个不是国企老总?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都是上市公司,都是大众持股、公司所聘的职业经理人。我请问你,人家为什么要做好?当然你可以说,他薪水多。我跟你讲,你说的不对,为什么?他要做好是因为他有信托责任。比如说通用电气的杰克·韦尔奇,他干了20年,把通用电气从一家电器公司变成世界数一数二的顶级公司,他退休的时候也不过就拿一两亿美金,这些钱和我们国企老总MBO赚的钱根本不能比的,差太多了。那他为什么能做好?就是因为信托责任,他就认为做好是应该的。那我们保荐人有吗?你做内幕交易的时候有想到你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我们股东,或者说对你的客户有信托责任吗?我想,大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。

    王牧笛: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模式,叫保荐人代持,就是这些保荐人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其他关系的人去代持股份。

    郎咸平:所以我跟你讲,就上面讲的中信、国信被抓的这些人,都算是比较傻的,这些人还算是比较单纯的。真正可怕的是什么?是像中信、国信这些公司里存在的问题其实比我们知道的严重千百倍,但是我们却根本都不知道,这才叫真正的可怕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的监管单位也不知道如何监管它们,手段不会,目的也搞不清楚。到最后谁吃亏呢?当然是我们中小股民。这完全违反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提倡的藏富于民的理念。你晓得这个有多严重吗?政府出面打击内幕交易的目的是什么?那不是为了打击而打击,而是为了一个长远的立国目标——藏富于民,你想想看,这个问题有多严重。美国老百姓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执法力度是非常支持的,奥巴马所碰到的困境是什么?是来自于华尔街的压力,是来自于利益集团的压力,但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,因为老百姓确实看不懂,确实需要政府来协助,因此到最后还是会通过的,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民生问题了。

    王牧笛:所以我们讨论这种激励机制就跟我们讨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一样,我们只看中了人家高薪养廉,却没看中新加坡背后还有鞭刑的存在呢。

    郎咸平:就是。

    王牧笛:人家法治传统极强。

    郎咸平:对。在新加坡你拿那个油墨喷喷别人车子,就要被抓起来打六鞭,那么粗的藤条,那玩意儿很痛的。王牧笛:昨天我还跟朋友聊天说这个鞭刑,它是那种软的鞭子,打完以后内伤很严重,而不是说只有皮外伤,内伤很长时间都好不了。

    郎咸平:其实我们应该引进鞭刑,对于股票市场的内幕交易,你就别罚他钱了,以后抓到的话呢,证券公司总经理打三鞭,你看怎么样?

    王牧笛:切肤之痛。

    郎咸平:对,切肤之痛,让我们老百姓在旁边围观,叫他脱裤子打三鞭。就是说你先接受这样的处罚,然后我们再实行高薪养廉。你问问这些人愿不愿意,我跟你说,他们肯定不愿意。

    禹国刚:我告诉你,高薪养廉在我们这儿行不通,想想看,我搞一个内幕交易就能赚上千万,甚至上亿,你那个高薪养廉能高到什么程度?太小意思了,我根本看不上的。

    郎咸平:人的贪欲是无穷的。

    王牧笛:说到信托责任,它背后要有一个对法的尊重的精神,或者说白了,就是对于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尊重。

    郎咸平:这个信托责任本身是要寄托于一个人的良心。可是你要晓得,在美国也好,在欧洲也好,信托责任为什么这么重要?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法律震慑力,让你不敢不有信托责任。美国设立这个金融机构的目的是什么?你看,赋予了它无限的权力,除了不能给人判刑之外什么都可以做,目的就是让你不敢不有信托责任,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

    王牧笛:当年发现新大陆的“五月花”上,可能有流氓、有地痞、有无赖,但这些人签订了一个协议,到了新大陆上大家就都要遵守这个协议。也就是说,从美国立国之初就有了一个法治的传统,他们都尊重他们签的这个协议。

    郎咸平:我们不太了解有这个东西,我们只知道有股票市场,可以赚一笔钱,但是从来就没有想到信托责任是什么?甚至不知道股票市场的目的是藏富于民。美国1934年的《金融交易法》的所有目的就是每个人都承担信托责任,做什么呢?替国家藏富于民,替老百姓创造更多的财富,这就是美国建立股票市场的终极目的。但这个我们是不懂的。现在PE的内幕交易是证券市场腐败的一种新形态,还有刚才聊到的ST,ST重组是一个标准意义的中国概念,是一个怪胎。我们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这种ST重组,现在这个重组里面的腐败也是很严重的。我们说ST创造了多少新的财富,这些财富又归谁了?又是归于少数人了,理解我的意思吧。所以说我们的股票市场完全违反了其成立的目的,只是图利少数人,就是那些有权力的,或者有内幕交易的人。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社会贫富的严重分化,中小股民基本上是亏的。撇开股票市场,看看我们的现实社会,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?是不是都是有权力的一些人赚了钱,而老百姓越来越贫穷?所以你看,中国的股票市场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

    我们也需要一个华丽的转身

    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责任感,而并不是所谓的监管架构,对一国的金融稳定起到关键作用,如果一国的监管者能够独立地、负责任地做出决策,就会增加金融中介和投资者的信心。

    王牧笛:这个要请教禹总,当年这个ST,还有PT都是怎么来的?

    禹国刚:这个我告诉你,就是说一个公司上市以后发生了亏损,按道理应该让它除牌退市的,但是你知道的,中国的事儿是很复杂的。

    王牧笛:这儿我插一句话,就是当年为了使国企脱困,好多国企其实是不符合上市标准的,也都上了市。你说,上了市之后,你筹了资了,有了钱了,是不是该退市了?它还退不了。

    禹国刚:可能就一个PT水仙是最早退市的。ST是英文缩写,其意思就是应该特别处理,特别处理以后就得坚决叫它退市,没什么可讲的,你不能危害中小股民,当然大股东也要保护。但是大股东一般具有一定的自行保护能力,我们中小股民可没有。

    郎咸平:有人问我说,大股东要不要保护?我说,当然不要保护,因为他们有自我保护能力,要保护的是中小股民。

    禹国刚:对,他就像是一个成人,能够当公民了。但是中小投资者就像小孩子,小孩子是要特别保护的,对不对?那么当时这些国企就没有退市,也没有除牌,而是等待一下。好,于是后面就发生了重组,其实重组也没关系,问题是你真重组了吗?不是。这里边的名堂太多了,五花八门,随便一弄,然后搞所谓的借壳上市,钻我们现行法律的空子。其实无论是在美国,还是我们的中国香港,你重组以后是要重新上市审核的。但是我们这边重组,然后借着这个壳上市的话,就不再审核了。这个不是我老禹的发明,我也只是个执行者。当时是怎么回事呢?就是叫它先停在那儿,叫它重组去,但是上市也有一定标准的,但是你可以透过借壳上市。用郎教授的话,这个壳很值钱。

    郎咸平:对。

    禹国刚:就用那个壳,里面再装一些东西,于是,就在这个重组当中,内幕交易之类的腐败就发生了。打个比方,比方说这是一个ST,大家都在盯着,这个ST怎么弄?这个ST说,我找新大洲来重组,然后就开始重组,在重组中,可能也塞进了一部分黄金、白银,但是也可能塞进的大部分都是马粪,然后外面用金纸一包,看起来这是很大个的金蛋。

    王牧笛:大家都扑上去了。

    郎咸平:那当初在做决策的时候,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提议?

    王牧笛:没有想到这些事后的风险吗?

    郎咸平:你当然都是知道的。但是当时你作为一个官员是怎么处理的呢?

    禹国刚:我是要审查它。咱说一句良心话,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开发的初期还是比较好的。我老禹这一辈子感到比较自信的一点,就是当时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于一身的也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家了,比方说交易的电脑化,交收的无纸化,就是电子记账,通讯的卫星化,运作无大堂化,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没那个大堂,不要穿红马甲的。不管是硬件的建设,还是软件的建设上,我都是很重视的。

    郎咸平:那当时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?

    禹国刚:这个问题就不由我来处理了。刚才不说了吗,权力被拿走了。有文件把我的权拿走了,我还能处理吗?没办法的。所以郎教授你刚才说,你老禹也退休了,事情也过去这么多年,怎么现在说起话来还这么慷慨激昂?

    郎咸平:就是,你比王牧笛还要慷慨激昂。

    禹国刚:我比他慷慨激昂得多。一想起这些内幕交易,一想起这些重组,我就一个字,恨。道理很简单,就是我们不能坑害我们的中小投资者,应该出自这个愿望,对不对?像我们今天说的,美国在系统地搞金融改革,光文件就写了一千多页。那我们的证券市场怎么办?

    郎咸平: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?我害怕经过我们这些学者的鼓吹之后,过两天我们也搞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,又是个正部级单位,又多了一大堆官员,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事都没做。

    王牧笛:金融监管对于整个金融,还有实体经济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份研究报告就直言,说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责任感,而并不是所谓的监管架构,对一国的金融稳定起到关键作用,如果一国的监管者能够独立地、负责任地做出决策,就会增加金融中介和投资者的信心。

    郎咸平:它的意思就是信托责任,它这么讲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都是这么想问题的,但我们不是。王牧笛:这样才能发挥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。而在中国现在这两个脱节得非常厉害。

    郎咸平:我们脱节的东西多了,哪止这两个。

    王牧笛:所以我们今天聊美国的金融改革,聊中国的金融监管,其实等于是在不同的时空有一个融合。我们感慨的是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。而我们这边的内幕交易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它们最终能殊途同归,达到一个点的融合,就是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    郎咸平:当然,我也得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,就是美国现在的这种以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的状况也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,在那之前也跟我们差不多。

    王牧笛:所以我们也需要一次大的转折,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才行。

    郎咸平:对。

    禹国刚: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。从硬件方面说,它完成了西方国家长达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走过的路程,甚至可以说,在一些硬件上还比它领先的。但是在软件上,就是法律、监管,我们差得很远很远。

    郎咸平:还有信托责任。

    禹国刚:这个信托责任,郎教授在很多场合、很多次地强调过,我也非常赞成。就以我们的证券监管体系为例,我们的证监会不但有它自身的各个部门,还在几个地方设有证券的监管局,就这点,我敢说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完善得多。但是怎么样去监管?信托责任明确不明确?如果明确,那能不能够履行这个信托责任?这是中国股民,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。希望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,希望我们监管者的信托责任能够明确,能够执行,能够保护我们投资者,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,使我们证券市场健康地向前发展。当然,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,充满了机会和希望。

    郎咸平:你后面的话讲得有点像官员了,说明你这个本质还是没变。

    禹国刚:不是。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这一点,我们的证券市场就关了算了,这么坑害人,老百姓又赚不到钱,对不对?

    郎咸平:那要先把这个上市公司都拿去分解了,把钱分给老百姓之后才能关,不能随便关的,对不对?

    禹国刚:我们的小平同志1992年1月在深圳视察的时候讲过这么几句话:证券、股市,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,有没有风险,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,社会主义能不能用?允许看,但要坚决地试,看对了,搞一两年。对了,放开;错了,纠正,关了就是了。关,可以快关,也可以慢关,也可以留个尾巴。但是我们不希望把它关掉,因为来之不易。

    郎咸平:对。

    禹国刚:美国不是在搞金融改革吗?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个也来一次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制、体制各方面的改革。

    郎咸平:但是一定要学习别人的灵魂。

    禹国刚:没错,而不是学习别人的表面。灵魂就是这个信托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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