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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章 肃宗即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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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亨离开父皇，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。
六月十五日，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，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。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。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，有的说去陇西，有的说去灵武，有的说去太原，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。最后，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：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。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。[138]
然而动身之时，乡亲们却来了。
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。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：宫殿是陛下的家居，陵寝是陛下的坟墓。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，要到哪里去，又能到哪里去？
玄宗无奈，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。
父老乡亲们又说：至尊一定要走，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。我等生于圣代，世为唐民，愿同心同德，讨伐逆贼。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，谁为中原百姓做主？
这时，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。
太子只好不走。
不走也有三个原因。一是走不了，二是不想走，三是不敢走。长期以来，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，后是被杨国忠排挤，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，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？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，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？
更何况，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！杨国忠死了，杨贵妃也死了，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，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决不能错失良机。
太子这么想，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。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，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，太子只好答应他们。于是，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：太子殿下走不了啦！
皇帝一声长叹：天意！[139]
天意即民意。正如李亨之子李倓（读如谈）所说，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，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。平叛就不能去蜀中，而应该去西北，去华北。只有高举义旗，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，才能凝聚人心，重整河山。[140]
因此，太子与皇帝，只能分道扬镳。
实际上，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，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，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。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，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。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，但这一次的选择，却高下立判。
当然，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。一开始，他也是在逃亡，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，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，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。路途之狼狈，不亚于乃父。[141]
但是到了灵武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，开元九年（721）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。看看地图就知道，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，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、范阳、平卢，中间是双方交战区，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，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。以灵武为指挥部，朔方为大本营，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，南下可以收复两京，可谓左右逢源。
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。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，杂居着突厥、铁勒、党项、吐谷浑等游牧民族，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。因此，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，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。如果我们还知道，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。
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。
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七月十三日，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，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，是为唐肃宗。当日，改元至德，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。[142]
这时，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。
如此匆忙即位，是会引起怀疑的，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。至德来自《孝经》开宗明义第一章，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。显然，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，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，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。作为皇太子，这才是大孝，也才是至德，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。
问题在于，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，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，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，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。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：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，是请示过太子的，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。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，比如默许，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，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。[143]
但，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？
没有证据显示，两人此前有过交集，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。实际上，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，一路护驾去了蜀中。回到长安后，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。[144]
陈玄礼不是太子党。
可疑的是王思礼。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，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，被玄宗任命为河西、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。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，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，官至司空，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。[145]
这就难免让人怀疑，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？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，他与皇太子、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，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？可惜，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，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。[146]
可以肯定的是，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。洛阳沦陷后，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，令太子监国。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，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，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，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，太子监国终于泡汤。[147]
显然，杨国忠固然是死敌，杨玉环也是障碍。这样就能解释，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——如果留下这个女人，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？
杨玉环非死不可。
这一点，皇太子、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。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，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，已经不再重要。就连唐玄宗，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，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，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。
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，又那么顺理成章。
当然，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。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，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。因此，李亨即位之前，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，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。总之，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，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，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。
然而事实证明，这一步又走对了。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，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，大唐的京兆尹（首都市长）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（外贸区）率众欢呼，杀叛军数千人，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。[148]
接着，李泌（读如必）来了，带来了平叛方略。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，带来了精兵强将。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。有了他们，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，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，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，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。
李亨离开父皇，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。
六月十五日，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，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。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。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，有的说去陇西，有的说去灵武，有的说去太原，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。最后，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：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。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。[138]
然而动身之时，乡亲们却来了。
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。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：宫殿是陛下的家居，陵寝是陛下的坟墓。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，要到哪里去，又能到哪里去？
玄宗无奈，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。
父老乡亲们又说：至尊一定要走，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。我等生于圣代，世为唐民，愿同心同德，讨伐逆贼。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，谁为中原百姓做主？
这时，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。
太子只好不走。
不走也有三个原因。一是走不了，二是不想走，三是不敢走。长期以来，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，后是被杨国忠排挤，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，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？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，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？
更何况，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！杨国忠死了，杨贵妃也死了，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，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决不能错失良机。
太子这么想，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。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，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，太子只好答应他们。于是，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：太子殿下走不了啦！
皇帝一声长叹：天意！[139]
天意即民意。正如李亨之子李倓（读如谈）所说，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，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。平叛就不能去蜀中，而应该去西北，去华北。只有高举义旗，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，才能凝聚人心，重整河山。[140]
因此，太子与皇帝，只能分道扬镳。
实际上，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，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，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。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，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。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，但这一次的选择，却高下立判。
当然，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。一开始，他也是在逃亡，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，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，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。路途之狼狈，不亚于乃父。[141]
但是到了灵武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，开元九年（721）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。看看地图就知道，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，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、范阳、平卢，中间是双方交战区，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，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。以灵武为指挥部，朔方为大本营，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，南下可以收复两京，可谓左右逢源。
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。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，杂居着突厥、铁勒、党项、吐谷浑等游牧民族，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。因此，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，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。如果我们还知道，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。
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。
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七月十三日，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，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，是为唐肃宗。当日，改元至德，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。[142]
这时，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。
如此匆忙即位，是会引起怀疑的，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。至德来自《孝经》开宗明义第一章，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。显然，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，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，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。作为皇太子，这才是大孝，也才是至德，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。
问题在于，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，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，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，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。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：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，是请示过太子的，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。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，比如默许，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，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。[143]
但，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？
没有证据显示，两人此前有过交集，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。实际上，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，一路护驾去了蜀中。回到长安后，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。[144]
陈玄礼不是太子党。
可疑的是王思礼。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，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，被玄宗任命为河西、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。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，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，官至司空，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。[145]
这就难免让人怀疑，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？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，他与皇太子、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，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？可惜，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，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。[146]
可以肯定的是，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。洛阳沦陷后，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，令太子监国。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，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，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，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，太子监国终于泡汤。[147]
显然，杨国忠固然是死敌，杨玉环也是障碍。这样就能解释，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——如果留下这个女人，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？
杨玉环非死不可。
这一点，皇太子、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。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，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，已经不再重要。就连唐玄宗，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，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，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。
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，又那么顺理成章。
当然，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。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，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。因此，李亨即位之前，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，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。总之，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，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，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。
然而事实证明，这一步又走对了。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，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，大唐的京兆尹（首都市长）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（外贸区）率众欢呼，杀叛军数千人，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。[148]
接着，李泌（读如必）来了，带来了平叛方略。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，带来了精兵强将。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。有了他们，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，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，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，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