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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1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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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己经走到这步，无论如何，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
据说在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时，做采编这行的人全部发了财。但现在，那些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滑头，把名字印成铅字的虚名他们己经不再看重。所以我们这行现在很难做了。
明知道很难做，也还要做下去，我天天象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，拿着东莞地图在这个城市四处乱撞。在金秋厂时，虽然交了办暂住证的钱，但暂住证并没有发到我手上。离厂后，厂牌被没收了，我又成了“三无”人员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办一个暂住证，但我实在舍不得花那冤枉钱，于是就没办，以至于看到身穿制服的人就害怕。有时候在大街上，迎面走来一个警察或治安员，我就会赶紧溜到路边，心里“嘭嘭”乱跳，还装作没事人一样悄悄走过去，担心他查暂住证。
尽管相对别的同事来说，我甜美的声音引起很多老板的注意，愿意和我见面的也很多。但真正见面，他们的兴趣却不在于签单，而在于我这个人。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记者，而是一个长着丰满胸脯和漂亮脸蛋的年轻女人。
在吴老板之后，又有几个男性老板相继对我有暖昧表示，有的甚至直言要包养我。但除了和他们吃饭，我一个也没有答应。当然，签单也就不可能了。
就这样，我每天奔波在东莞的大街小巷，中餐都在专题部旁边的一个工地上。并不是那里的盒饭特别好，而是特别便宜，比专题部还便宜。三块钱一份，两肉一菜，还送一塑料袋的汤。那段时间，我穿着干净整齐的套裙，头发披散在肩上，在南方毒辣的阳光下，夹在一群浑身肮脏的民工中间，和他们一样提着塑料袋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喝着汤。
好在，夹杂在民工中间吃饭喝汤的人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些穿着更体面的男人女人。
日子象流水，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原本对我寄予希望的赵直态度越来越冷淡了，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只要能签单赚钱，无论采用什么手段，甚至上床都是值得提倡的。但我想的却是，如果我上床是为了签单，这和小姐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还不如直接去做小姐！
虽然我也曾想过不要这么辛苦，干脆找个有钱人傍着得了。宿舍里的女孩也劝我，趁着年轻把自己卖个好价钱，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却让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。
按照规定，三个月内不签单要自动走人。即便是不走人，因为生活没着落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了。这段时间不断地跑来跑去，我身上留下来的钱全部花在车费上了。想到金秋厂也该发工资了，便于一个周日早晨坐上了直达金秋厂的大巴。
因为临来之前我打过胡海波的电话，知道他们今天不加班。所以下了车，我立刻直奔他和李梅的住处。
李梅看到我，很是高兴，寒暄了几句，立刻从床底一只破鞋里把帮我领的工资拿出来。我有两个月工资在厂里，共有三千一百元。现在在我看来，这世上，再也没有比那三十一张粉红色的钞票更加美丽动人的东西了。我紧紧握在手中不愿松开，仿佛一松开它们就会跑掉一般。
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决定请李梅他们吃饭。遗憾的是，难得一个星期天，李梅和胡海波要去镇上买金戒指。我哪儿也不想去，便一个人在他们的小屋中，说好了晚上我请他们吃饭。
小屋很干净，我感觉这才象个家的样子。躺在他们干净整洁的小床上睡了个懒觉，直到吃中饭时间才起床。因为太多的钱带在身上不方便，我便又放回原处，只带着身上的零用钱出去吃饭。
信步来到和丽娟初次吃饭的小市场，好久不见了，感觉很是亲切，原来一块钱的炒粉也涨到了一块五，我吃得很是香甜。吃过炒粉，我便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。我知道，潜意识中，其实是想遇到一个人的。那个人，就是沈洲。我说不清对他是爱是恨，只是感觉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。我感到十分孤独和无助，，特别是现在这样飘定不定的日子，便没来由地怀念他那一点点的温存。我知道我这样子很贱，但我控制不住地想念他。
因为是星期天，街上的人比平时多了些。我穿着套裙，头发也披散在肩上，看上去比周围那些穿着厂服的女孩们要有气质得多。
在走到一个较为偏僻的路段时，迎面一个女孩子拦住我的去路。女孩和我差不多大，穿着土里土气，一看就是刚从内地农村来的，脸色红黑，一双大眼晴闪着清澈的光，非常朴实的样子。大眼睛女孩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怯怯地说：“小姐，请问邮局怎么走？”
看到“大眼睛”，我想起了刚来时的自己，便耐心地给她指路：“你走错路了，应该往回走，到前面一个路口往左拐就是了。”
“大眼睛”连声说道谢，象是很胆小似的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。我心里暗想：真可怜，和我刚来时一样傻。
刚走了几步，“大眼睛”忽然又问：“小姐，你说邮局什么东西都可以寄吗？”
虽然知道外面谁都不可以信任，但对这个“大眼睛”女孩，我连半点戒心都没有，热情地说：“这要看你寄什么，那些贵重的东西，比如黄金、珠宝就不行，还有易碎的陶瓷什么的也不行。”
“大眼睛”迟疑着说：“我寄的是瓶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陶瓷，你帮我看看行吗？”
说这话时，“大眼睛”满脸期待，我想都没想，满口答应了：“当然行。”
“大眼睛”连声道谢便跑开了，再回来时，她两手抱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，身后还有两个女孩。女孩们个个身着寒酸，面色红黑，一脸慌张。我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白底蓝花的长劲瓷瓶。这种瓷瓶我在采访那些老总时见过的，据说在很多以前叫“青花瓷器”，应该属于文物之列，价格非常昂贵。但现在，也有许多仿造的，不是内行无法辩认是否赝品。
可我只看了一眼，“大眼睛”便很警惕地又用报纸包上了。我奇怪地问：“你要寄的就是这个？”
“大眼睛”难过地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们没钱，想把这东西寄回家卖了，让家里卖了，再给我们寄回去的路费。”
我惊讶极了：“为什么要家里寄路费呢？”
一个扎长辫子的女孩气愤地说：“我们是在工地干活，本来说好一个月结一次工资的，可我们来都半年了，工头一分钱都没给我们。连假也不让我们请，今天没活做，我们就偷偷跑出来了。”
另一个黄豆芽般瘦小的女孩都快哭了：“吃的烂白菜叶黄米饭，米饭里都掺着砂子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”
但己经走到这步，无论如何，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
据说在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时，做采编这行的人全部发了财。但现在，那些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滑头，把名字印成铅字的虚名他们己经不再看重。所以我们这行现在很难做了。
明知道很难做，也还要做下去，我天天象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，拿着东莞地图在这个城市四处乱撞。在金秋厂时，虽然交了办暂住证的钱，但暂住证并没有发到我手上。离厂后，厂牌被没收了，我又成了“三无”人员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办一个暂住证，但我实在舍不得花那冤枉钱，于是就没办，以至于看到身穿制服的人就害怕。有时候在大街上，迎面走来一个警察或治安员，我就会赶紧溜到路边，心里“嘭嘭”乱跳，还装作没事人一样悄悄走过去，担心他查暂住证。
尽管相对别的同事来说，我甜美的声音引起很多老板的注意，愿意和我见面的也很多。但真正见面，他们的兴趣却不在于签单，而在于我这个人。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记者，而是一个长着丰满胸脯和漂亮脸蛋的年轻女人。
在吴老板之后，又有几个男性老板相继对我有暖昧表示，有的甚至直言要包养我。但除了和他们吃饭，我一个也没有答应。当然，签单也就不可能了。
就这样，我每天奔波在东莞的大街小巷，中餐都在专题部旁边的一个工地上。并不是那里的盒饭特别好，而是特别便宜，比专题部还便宜。三块钱一份，两肉一菜，还送一塑料袋的汤。那段时间，我穿着干净整齐的套裙，头发披散在肩上，在南方毒辣的阳光下，夹在一群浑身肮脏的民工中间，和他们一样提着塑料袋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喝着汤。
好在，夹杂在民工中间吃饭喝汤的人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些穿着更体面的男人女人。
日子象流水，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原本对我寄予希望的赵直态度越来越冷淡了，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只要能签单赚钱，无论采用什么手段，甚至上床都是值得提倡的。但我想的却是，如果我上床是为了签单，这和小姐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还不如直接去做小姐！
虽然我也曾想过不要这么辛苦，干脆找个有钱人傍着得了。宿舍里的女孩也劝我，趁着年轻把自己卖个好价钱，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却让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。
按照规定，三个月内不签单要自动走人。即便是不走人，因为生活没着落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了。这段时间不断地跑来跑去，我身上留下来的钱全部花在车费上了。想到金秋厂也该发工资了，便于一个周日早晨坐上了直达金秋厂的大巴。
因为临来之前我打过胡海波的电话，知道他们今天不加班。所以下了车，我立刻直奔他和李梅的住处。
李梅看到我，很是高兴，寒暄了几句，立刻从床底一只破鞋里把帮我领的工资拿出来。我有两个月工资在厂里，共有三千一百元。现在在我看来，这世上，再也没有比那三十一张粉红色的钞票更加美丽动人的东西了。我紧紧握在手中不愿松开，仿佛一松开它们就会跑掉一般。
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决定请李梅他们吃饭。遗憾的是，难得一个星期天，李梅和胡海波要去镇上买金戒指。我哪儿也不想去，便一个人在他们的小屋中，说好了晚上我请他们吃饭。
小屋很干净，我感觉这才象个家的样子。躺在他们干净整洁的小床上睡了个懒觉，直到吃中饭时间才起床。因为太多的钱带在身上不方便，我便又放回原处，只带着身上的零用钱出去吃饭。
信步来到和丽娟初次吃饭的小市场，好久不见了，感觉很是亲切，原来一块钱的炒粉也涨到了一块五，我吃得很是香甜。吃过炒粉，我便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。我知道，潜意识中，其实是想遇到一个人的。那个人，就是沈洲。我说不清对他是爱是恨，只是感觉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。我感到十分孤独和无助，，特别是现在这样飘定不定的日子，便没来由地怀念他那一点点的温存。我知道我这样子很贱，但我控制不住地想念他。
因为是星期天，街上的人比平时多了些。我穿着套裙，头发也披散在肩上，看上去比周围那些穿着厂服的女孩们要有气质得多。
在走到一个较为偏僻的路段时，迎面一个女孩子拦住我的去路。女孩和我差不多大，穿着土里土气，一看就是刚从内地农村来的，脸色红黑，一双大眼晴闪着清澈的光，非常朴实的样子。大眼睛女孩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怯怯地说：“小姐，请问邮局怎么走？”
看到“大眼睛”，我想起了刚来时的自己，便耐心地给她指路：“你走错路了，应该往回走，到前面一个路口往左拐就是了。”
“大眼睛”连声说道谢，象是很胆小似的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。我心里暗想：真可怜，和我刚来时一样傻。
刚走了几步，“大眼睛”忽然又问：“小姐，你说邮局什么东西都可以寄吗？”
虽然知道外面谁都不可以信任，但对这个“大眼睛”女孩，我连半点戒心都没有，热情地说：“这要看你寄什么，那些贵重的东西，比如黄金、珠宝就不行，还有易碎的陶瓷什么的也不行。”
“大眼睛”迟疑着说：“我寄的是瓶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陶瓷，你帮我看看行吗？”
说这话时，“大眼睛”满脸期待，我想都没想，满口答应了：“当然行。”
“大眼睛”连声道谢便跑开了，再回来时，她两手抱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，身后还有两个女孩。女孩们个个身着寒酸，面色红黑，一脸慌张。我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白底蓝花的长劲瓷瓶。这种瓷瓶我在采访那些老总时见过的，据说在很多以前叫“青花瓷器”，应该属于文物之列，价格非常昂贵。但现在，也有许多仿造的，不是内行无法辩认是否赝品。
可我只看了一眼，“大眼睛”便很警惕地又用报纸包上了。我奇怪地问：“你要寄的就是这个？”
“大眼睛”难过地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们没钱，想把这东西寄回家卖了，让家里卖了，再给我们寄回去的路费。”
我惊讶极了：“为什么要家里寄路费呢？”
一个扎长辫子的女孩气愤地说：“我们是在工地干活，本来说好一个月结一次工资的，可我们来都半年了，工头一分钱都没给我们。连假也不让我们请，今天没活做，我们就偷偷跑出来了。”
另一个黄豆芽般瘦小的女孩都快哭了：“吃的烂白菜叶黄米饭，米饭里都掺着砂子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