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章 回忆录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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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结婚那年的七月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，因为我和福尔摩斯两人一同破获了三件大案。这三件大案分别是《第二块血迹》、《海军协定》和《疲倦的船长》，其中就属第一个案件内容重大，涉及到许多权贵，很多年这个案子都不能发表出来。所以我只能把日记中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。
我和珀西·费尔普斯是好同学。我们同岁，但我却比他低两级。他才华出众，有好几家显贵的亲戚，听说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——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。毕业后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到一个美差，之后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。直到前些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，我才又把他想起来：
沃金布里尔布雷亲爱的华生：
我想你一定还会记得费尔普斯，那时我读五年级，你读三年级。可能你也听说过，我靠舅舅，在外交部得到一个职位。但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祸事，毁了我的前程。
信上就不给你细讲了，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，我可以亲口讲给你听。九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神经错乱，现在才好，不过还很衰弱。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?尽管政府告诉我已毫无办法，可是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。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。
你的校友珀西·费尔普斯
这封信让我很受震动，所以我立刻告诉了福尔摩斯。他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在滑铁卢火车站我们赶上了早班火车，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沃金。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，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，从火车站到他家去还要走几分钟。一个相当结实的人殷勤地接待了我们。虽然他快四十岁了，但看起来却像一个无邪的顽童。
我们了解到他叫约瑟夫?哈里森，是珀西的未婚妻的哥哥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珀西住的地方。一位身体虚弱、面如土色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。一个女人正坐在他身边，看到我们进屋她就站起身来。
“珀西，我要离开吗?”她问道。
珀西抓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走。
珀西说：“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，先生，而且就要结婚。可是天降大祸毁掉了我的前程。
“我在外交部工作，并且在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拔下，就要升职了。我舅舅在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。一些重要任务，我一直办得很好，他很信任我。
“大概十个星期以前，五月二十三日，他叫我到他私人办公室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件新的重要任务需要我去办好。
“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，严肃地说：‘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，但报纸上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传闻。不能再有一星半点消息透露出去。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在全力以赴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。要不是极需一份抄本，我根本不会把它从我的写字台里拿出来。你办公室里是否有保险柜?’
“‘有的，先生。’
“‘那么，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。但你务必清楚：别人下班以后，你在办公室里，可以从容地抄写副本，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。你抄完后将原件和副本立即锁到保险柜里，明天清早亲自一同交给我本人。’
“我拿到这份文件之后，就……”
福尔摩斯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稍停一下，说这话时仅仅你们两个人在场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在一个大房间里?”
“对，在一个三十英尺见方的屋里。”
“在房子正中间吗?”
“是的，差不多。”
“声音高不高?”
“我舅舅说话的声音一向是很低的，而我几乎又没说什么话。”
“谢谢你，”福尔摩斯闭上了双眼，“你接着说吧。”
“他命令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了。我就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。只有一个人还有一点儿公事没有做完，他是查尔斯?艾洛特。所以我把他独个留在办公室里，出去吃晚饭了，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急着要把这件公事赶出来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(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)正在城里，将乘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，我也想尽量赶上这趟火车。
“一看那份协定，舅舅的话我就明白了，它确实是很重要的。它规定了大英帝国对三国同盟的倾向，及英国所要采取的政策，这当然得是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。协定涉及的纯粹就是海军问题。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。扫了一下以后，我就坐下来抄写。
“这是一份有二十六项条文、用法文写成的协议。我赶快抄，到九点才抄了九条。我是没希望赶上十一点的火车了。我感到晕晕沉沉的，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。所以我按铃召唤了楼下小门房中的看门人。看门人整夜都在那里守着，可以用酒精灯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烧咖啡。
“出人意料的是，上来的却是一个女人。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，在这里做杂役，我就叫她去煮咖啡了。
“又抄了两条后，我感到更加晕晕沉沉了，所以在屋内散步，可咖啡还没有送来。我打开门，顺着走廊走了过去。从抄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光线朦胧的直走廊，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。有一条转弯的楼梯在走廊的顶头，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边。楼梯中间有一个小平台，由这个平台另有一条走廊，在平台处与楼梯呈厂字形。在第二条走廊顶头，是一段专门供仆役使用的通向旁门的楼梯，同时这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一条捷径。这就是我画的略图。”
“谢谢，我听懂了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“请您注意，我下面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：走下楼梯，我到了大厅，看门人当时正在门房里酣睡，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沸腾，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。我把壶拿下来，又灭了酒精灯。他猛地惊醒了，因为他头顶上的铃突然大响起来。
“‘费尔普斯先生!’他疑惑地望着我说道。
“‘我是来看咖啡是否煮好了。’
“‘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先生。’他望着我，又抬起头望着还在响着的电铃，脸上显出更加惊奇的表情。
“‘先生，你在这里，那么铃是谁按的呢?’他问我。
“‘按铃!’我叫道，‘按什么铃?’
“‘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。’
“我的心顿时凉透了。有人正在办公室里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。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，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，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，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。”
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。“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呢?”他低语道。
“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，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，我就碰上他了。”
“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?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。”
“绝对不可能。不管室内还是走廊，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。”
“谢谢你，请继续说。”
“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，看到我脸色如土，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。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，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，但没有上锁。推开门，我们冲了出去。这时，钟敲了三下，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“这是很重要的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“那晚天很黑，外面下着小雨，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。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，在右拐角处，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。
“我气喘吁吁地说道，‘发生了一起盗窃案，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。有人经过这条路吗?’
“‘先生，我才站了一小会儿，’警察说，‘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，戴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“‘哎，那是我老婆，’看门人大声叫道，‘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?’
“‘没有别人。’
“‘那么，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。’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“我可不信，他是企图引开我。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。
“‘她往哪边走了?’
“‘不知道，先生，只见她走过去，她好像走得非常急。’
“‘有多长时间了?’
“‘大概几分钟。’
“‘不过五分钟?’
“‘是的，没有五分钟。’
“‘别再浪费时间了，先生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请相信我，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，快往左边追吧。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，他向左边追去。
“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。
“‘你住在哪儿?’我问他。
“‘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，’他答道，‘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，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。’
“他的建议也对，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，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，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。
“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，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，没有什么结果。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，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。”
“那晚一直下雨吗?”
“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。”
“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，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?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。”
“当时我也这么想，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，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，换上布拖鞋。”
“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当时虽然下着雨，却没有看见脚印，是不是?这些都很重要。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?”
“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。窗户从里面插上了。地板上铺了地毯，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，这我敢发誓。”
“说一下壁炉。”
“屋里根本没有壁炉，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。但他为什么按铃?真叫人奇怪。”
“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?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，看看他留下了什么，如烟头、落下的手套、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，是吗?”
“都没发现。”
“有没有什么气味?”
“当时未想到。”
“唉，像这样的案子，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。”
“我从不吸烟，屋里如果有烟味，我肯定能闻出来。千真万确，一点儿烟味也没有。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，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，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。我和警察都认为，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，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。
“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，接手此案。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，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，那是他们的长女。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，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。
“十分钟后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，当时没有自己开门，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。我们听她说，‘妈妈，家里有两个人来了，正等着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。侦探猛地把门推开，我们进了厨房，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。后来，我被认了出来，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。
“‘啊，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!’她大声说道。
“‘喂，喂，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?’警官福布斯问道。
“‘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，’她说，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。’
“‘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，’福布斯回答说，‘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。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。’
“她抗议着，抵抗着，但都没用。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，走之前，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。可是，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。到了苏格兰场，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。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，没有提起文件。
我结婚那年的七月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，因为我和福尔摩斯两人一同破获了三件大案。这三件大案分别是《第二块血迹》、《海军协定》和《疲倦的船长》，其中就属第一个案件内容重大，涉及到许多权贵，很多年这个案子都不能发表出来。所以我只能把日记中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。
我和珀西·费尔普斯是好同学。我们同岁，但我却比他低两级。他才华出众，有好几家显贵的亲戚，听说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——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。毕业后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到一个美差，之后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。直到前些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，我才又把他想起来：
沃金布里尔布雷亲爱的华生：
我想你一定还会记得费尔普斯，那时我读五年级，你读三年级。可能你也听说过，我靠舅舅，在外交部得到一个职位。但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祸事，毁了我的前程。
信上就不给你细讲了，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，我可以亲口讲给你听。九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神经错乱，现在才好，不过还很衰弱。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?尽管政府告诉我已毫无办法，可是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。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。
你的校友珀西·费尔普斯
这封信让我很受震动，所以我立刻告诉了福尔摩斯。他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在滑铁卢火车站我们赶上了早班火车，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沃金。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，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，从火车站到他家去还要走几分钟。一个相当结实的人殷勤地接待了我们。虽然他快四十岁了，但看起来却像一个无邪的顽童。
我们了解到他叫约瑟夫?哈里森，是珀西的未婚妻的哥哥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珀西住的地方。一位身体虚弱、面如土色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。一个女人正坐在他身边，看到我们进屋她就站起身来。
“珀西，我要离开吗?”她问道。
珀西抓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走。
珀西说：“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，先生，而且就要结婚。可是天降大祸毁掉了我的前程。
“我在外交部工作，并且在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拔下，就要升职了。我舅舅在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。一些重要任务，我一直办得很好，他很信任我。
“大概十个星期以前，五月二十三日，他叫我到他私人办公室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件新的重要任务需要我去办好。
“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，严肃地说：‘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，但报纸上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传闻。不能再有一星半点消息透露出去。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在全力以赴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。要不是极需一份抄本，我根本不会把它从我的写字台里拿出来。你办公室里是否有保险柜?’
“‘有的，先生。’
“‘那么，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。但你务必清楚：别人下班以后，你在办公室里，可以从容地抄写副本，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。你抄完后将原件和副本立即锁到保险柜里，明天清早亲自一同交给我本人。’
“我拿到这份文件之后，就……”
福尔摩斯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稍停一下，说这话时仅仅你们两个人在场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在一个大房间里?”
“对，在一个三十英尺见方的屋里。”
“在房子正中间吗?”
“是的，差不多。”
“声音高不高?”
“我舅舅说话的声音一向是很低的，而我几乎又没说什么话。”
“谢谢你，”福尔摩斯闭上了双眼，“你接着说吧。”
“他命令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了。我就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。只有一个人还有一点儿公事没有做完，他是查尔斯?艾洛特。所以我把他独个留在办公室里，出去吃晚饭了，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急着要把这件公事赶出来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(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)正在城里，将乘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，我也想尽量赶上这趟火车。
“一看那份协定，舅舅的话我就明白了，它确实是很重要的。它规定了大英帝国对三国同盟的倾向，及英国所要采取的政策，这当然得是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。协定涉及的纯粹就是海军问题。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。扫了一下以后，我就坐下来抄写。
“这是一份有二十六项条文、用法文写成的协议。我赶快抄，到九点才抄了九条。我是没希望赶上十一点的火车了。我感到晕晕沉沉的，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。所以我按铃召唤了楼下小门房中的看门人。看门人整夜都在那里守着，可以用酒精灯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烧咖啡。
“出人意料的是，上来的却是一个女人。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，在这里做杂役，我就叫她去煮咖啡了。
“又抄了两条后，我感到更加晕晕沉沉了，所以在屋内散步，可咖啡还没有送来。我打开门，顺着走廊走了过去。从抄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光线朦胧的直走廊，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。有一条转弯的楼梯在走廊的顶头，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边。楼梯中间有一个小平台，由这个平台另有一条走廊，在平台处与楼梯呈厂字形。在第二条走廊顶头，是一段专门供仆役使用的通向旁门的楼梯，同时这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一条捷径。这就是我画的略图。”
“谢谢，我听懂了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“请您注意，我下面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：走下楼梯，我到了大厅，看门人当时正在门房里酣睡，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沸腾，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。我把壶拿下来，又灭了酒精灯。他猛地惊醒了，因为他头顶上的铃突然大响起来。
“‘费尔普斯先生!’他疑惑地望着我说道。
“‘我是来看咖啡是否煮好了。’
“‘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先生。’他望着我，又抬起头望着还在响着的电铃，脸上显出更加惊奇的表情。
“‘先生，你在这里，那么铃是谁按的呢?’他问我。
“‘按铃!’我叫道，‘按什么铃?’
“‘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。’
“我的心顿时凉透了。有人正在办公室里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。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，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，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，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。”
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。“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呢?”他低语道。
“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，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，我就碰上他了。”
“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?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。”
“绝对不可能。不管室内还是走廊，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。”
“谢谢你，请继续说。”
“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，看到我脸色如土，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。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，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，但没有上锁。推开门，我们冲了出去。这时，钟敲了三下，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“这是很重要的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“那晚天很黑，外面下着小雨，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。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，在右拐角处，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。
“我气喘吁吁地说道，‘发生了一起盗窃案，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。有人经过这条路吗?’
“‘先生，我才站了一小会儿，’警察说，‘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，戴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“‘哎，那是我老婆，’看门人大声叫道，‘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?’
“‘没有别人。’
“‘那么，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。’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“我可不信，他是企图引开我。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。
“‘她往哪边走了?’
“‘不知道，先生，只见她走过去，她好像走得非常急。’
“‘有多长时间了?’
“‘大概几分钟。’
“‘不过五分钟?’
“‘是的，没有五分钟。’
“‘别再浪费时间了，先生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请相信我，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，快往左边追吧。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，他向左边追去。
“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。
“‘你住在哪儿?’我问他。
“‘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，’他答道，‘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，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。’
“他的建议也对，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，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，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。
“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，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，没有什么结果。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，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。”
“那晚一直下雨吗?”
“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。”
“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，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?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。”
“当时我也这么想，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，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，换上布拖鞋。”
“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当时虽然下着雨，却没有看见脚印，是不是?这些都很重要。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?”
“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。窗户从里面插上了。地板上铺了地毯，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，这我敢发誓。”
“说一下壁炉。”
“屋里根本没有壁炉，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。但他为什么按铃?真叫人奇怪。”
“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?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，看看他留下了什么，如烟头、落下的手套、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，是吗?”
“都没发现。”
“有没有什么气味?”
“当时未想到。”
“唉，像这样的案子，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。”
“我从不吸烟，屋里如果有烟味，我肯定能闻出来。千真万确，一点儿烟味也没有。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，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，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。我和警察都认为，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，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。
“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，接手此案。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，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，那是他们的长女。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，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。
“十分钟后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，当时没有自己开门，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。我们听她说，‘妈妈，家里有两个人来了，正等着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。侦探猛地把门推开，我们进了厨房，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。后来，我被认了出来，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。
“‘啊，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!’她大声说道。
“‘喂，喂，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?’警官福布斯问道。
“‘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，’她说，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。’
“‘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，’福布斯回答说，‘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。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。’
“她抗议着，抵抗着，但都没用。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，走之前，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。可是，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。到了苏格兰场，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。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，没有提起文件。